秉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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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秉、?，读音作bǐng(ㄅㄧㄥˇ)]←“秉”的古体字“?”显示不出来者，请安装方正超大汉字集库。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王朝乃至春秋时期司炳，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炳，即火把，取亮之用，古代时期与“昞”、“昺”同义，但“昞”、“昺”二字与自然光亮相确，而“炳”特指人工火烛。两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在宫廷职掌火烛之官吏称“司炳”，亦称“司昞”、“司昺”。
在典籍《周礼·天官》中，称其为“炳仪”、后世文献中有称为“秉仪”者，专门在黄昏后点亮和保管宫内火烛，如同唐朝时期内宫的秉烛司，归由皇后管辖。
司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重要的诸侯国内宫大夫，同时兼管左右给事、宣传启奏。到唐、宋、金诸朝，还负责管理宫廷内部的经籍纸笔、珠宝首饰玩器财货等事务。
在司炳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司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秉氏、炳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之后裔，属于以先祖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姓觿》引《姓考》记载：“秉姓，楚大夫之后。”春秋时期，楚国公族有大夫专职执圭，即执掌权圭，亦称秉圭。
圭，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或剑头形)下方，在典籍《说文解字》中注释：“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矦。从重土。楚爵有执圭。”
诸侯君主者，方有周王朝赐予的圭，其地位仅次于后来的君王之玺，高于兵权之虎符，执圭者代王执权，为诸侯君主最紧要的心腹重臣。
楚国的官职爵位中有“执圭”一职，俗称秉圭大夫，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秉圭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秉氏、执氏。
注：
该支秉氏到底出自哪一位楚国大夫，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邴豫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邴，是春秋早期的一个城邑，其故城原址在今河南省成武县，后来晋国的大夫邴豫封邑在邴，其后代遂用祖先的封邑“邴”作为自己的姓氏。后来也有的人省去邑字旁，以“丙”为姓，称丙氏；也有人以音讹字，改为秉氏。
在古代，“邴”亦作“枋”，为泰山下邑，居此者以为氏。齐国亦有邴邑，而亦有邴氏。
在史籍《左传》中记载有齐国大夫邴意兹，但在史籍《史记》中作则“秉意兹”，可见在古代邴氏亦称为秉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女官位秉仪，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秉仪，为金国时期皇后位下之女官，秩八品，属下有九品丞仪，负责掌管左右给事、宣传启奏、经籍纸笔等事务，可入廷事。
秉仪的婚配由皇后指定，多配予功臣，许带秩，即婚后仍享有做秉仪时的官秩(带薪下嫁)。
古女真族历来尊母，因此，秉仪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上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汉化称秉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女官位秉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秉衣，为金国时期皇后位下之女官，秩九品，属下有九品奉衣，专职负责掌管皇后、嫔妃等的珠宝、首饰、玩器、财务，秉承担裁制缣事，即皇后、嫔妃等的服装设计与制作。
同秉仪一样，秉衣的婚配也由皇后指定，多配予功臣，但不带秩，即婚后不再享有做秉衣时的官秩(没的工资带)。
古女真族历来尊母，因此，秉衣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上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汉化称秉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宋朝时期官位秉义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宋朝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宋徽宗赵佶将“西头供奉官”改称“秉义郎”，为内侍省下属官员。
内侍省，是宋朝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侍省以统辖亲信宦官。在史籍《宋史·职官六》中介绍：“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隶入内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
入内内侍省的宦官职衔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
内侍省宦官职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
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凡内侍初补者，称为小黄门，经恩迁补者，则为内侍黄门。宦官的高级官称另有内客典使、延福官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等。宋元丰年改制后，改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拱卫大夫等。
宋朝明令，不准宦官参预政事，故专设官阶，使不与士人混淆。授官最高不过“留后”，平日只“供洒扫”。不过，从宋神宗一朝起，又重用宦官。到宋徽宗时，宦官竟执握兵权。
南宋时期，痛感宦官之害，朝廷重申禁令，不许宦官干预朝政，不准兼兵职，不准申请提领外朝官职。如违反规定者，要受到流放两千里或除名的惩处。与此同时，又规定外戚只准“奉朝请”，坐享富贵，不准预政，不准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职务。
对于皇后、嫔妃等，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贼根本，起皇后阁前”，因此宫禁严密，几乎把她们与外廷隔绝；在舆论上，宣传“女后不可使预事”，“勿专政于女后”的政策。
这些做法都是接受汉、唐以来外戚宦官擅权，扰乱朝政的经验教训。
“西头供奉官”，实际上是宋朝时期武阶官名。在宋朝时期，军制将官阶分为五十四级，“西头供奉官”为第四十六阶，为从九品；改为“秉义郎”后，官阶升至从八品。
后有辽国、金国在军制中仿其制式，亦称“秉义郎”，不过不是由宦官担任，而是从军中抽拔功勋者担任。
秉义郎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秉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清之际满族栋佳氏部落，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giya Hala，世居董佳城、嘉木湖、嘉哈、哈达等地，后大多冠汉姓为董氏、邓氏、陈氏。
至清军入关后，栋佳氏后裔满洲镶黄旗人陈秉直，在清顺治六年授平阴知县，后渐累官至浙江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汉化称秉氏。
该支秉氏族人中能人倍出，大江南北皆有分布。
二.郡望：
扶风郡：周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咸阳市一带地区。汉朝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置右扶风，与京兆、左冯翊合为三辅，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以西、凤翔县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改名为扶风郡，治所在隗里(今陕西兴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干县以西，秦岭以北、山东省平原县以南一带地区。五代时期后汉将其辖地定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一带地区。西晋朝时期移治到池阳(今陕西泾阳)，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移治所到好畴(今陕西乾县)。隋、唐两朝以今陕西岐州一带为扶风郡。
黔中郡：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辖地。秦朝时期属黔中郡和象郡。西汉时期属武陵郡和牂牁郡。隋朝时期属牂牁郡、沅陵郡和治安郡。唐朝时期属黔中道，置有充州、应州、亮州等羁縻州和奖州等经制州。宋朝时期分属荆湖北路、夔州路和广南路，置有邛水县、安夷县和亮州、古州等羁縻州。元朝时期属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和湖广行省思州宣慰司，置有麻峡县、黄平府、镇远军民总管府及古州八万洞民总管府。明朝洪武年间设镇远、清浪、铜鼓、五开、偏桥、古州、清平、兴隆八卫；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废思州等宣慰司，置思州、镇远、黎平、新化四府，隶属贵州布政使司；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撤新华府并入黎平府；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置施秉、永从二县；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置麻哈州及清平县，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置镇远县；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置天柱县，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置黄平州。清朝康熙年间，镇远、偏桥、清平三卫分别并入镇远、施秉、清平县，兴隆卫并入黄平州；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改五开、铜鼓、清浪三卫，置开泰、锦屏、青溪三县；清雍正七～十一年(公元1729～1733年)，先后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台拱5厅，分属镇远、黎平、都匀三府管辖；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置下江厅，隶黎平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府、州、厅为县，设镇远、施秉、青溪、思县、邛水、天柱、锦屏、黎平、下江、永从、榕江、丹江、台拱、剑河、黄平、炉山、八寨、麻哈共十八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设黔东道，治镇远，领镇远、邛水等二十六县；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废道，各县直属于省；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思县易名岑巩县；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麻哈县更名麻江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全省建立十一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镇远，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黎平，后经过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和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两次调整，原第十行政督察区撤消，原第八行政督察区改为第一行政督察区(仍驻镇远)；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裁清溪县并入镇远等县，裁丹江县，将丹江河以西之地并入八寨县，八寨县易名丹寨县，丹江河以东之地并入台拱县，台拱县改名台江县；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以原丹江县区域建立雷山设置局，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改雷山设置局为雷山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全省分设八个专区，其中镇远专区辖炉山、黄平、余庆、施秉、镇远、雷山、台江、剑河、锦屏、天柱、三穗、岑巩十二个县，黎平、从江、榕江、丹寨、麻江五县属独山专区(公元1952年改为都匀专区)。1956年4月18日，国务院以[56]国设司第30号文件批复，撤消镇远专区，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镇远专区的余庆县划归遵义专区，都匀专区的麻江、丹寨、黎平、从江、榕江五县划入黔东南自治州，自治州辖十六个县，州人民政府驻凯里，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1958年12月调整行政区划，丹寨、麻江、炉山、雷山四县合并建凯里县，台江县并入剑河县，从江县并入榕江县，施秉县并入黄平县，岑巩县、三穗县并入镇远县，天柱县并入锦屏县，全州设七个县。1961年8月和1962年10月，先后恢复天柱、从江、雷山、麻江四县和施秉、三穗、岑巩、台江、丹寨五县建置，自治州仍辖十六个县。1983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消凯里县建立凯里市。自此，黔东南自治州辖一市十五县。
三.历史名人：
秉阿爷：(生卒年待考)，苗族；贵州施秉人。著名中药“苗祖痔清”传世人。
“苗祖痔清”处方来源于贵州施秉苗族地区，该处方是在长征中参加过飞夺泸定桥战斗的战斗英雄、老红军吴荣政(公元1915～1973年)在生前奉献的。
当年，吴荣政在长征途中作战受伤，曾在贵州施秉苗寨养伤，当时痔疮发作，痛苦不堪。苗寨中一位秉姓的苗阿爷为其将痔疮治愈，并把祖传秘方传授于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贵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吴荣政将珍藏几十年的药方献出。经现代高科技手段研制并通过药理、毒理、临床验证，药监部门批准上市，为了了却老红军的心愿，故名“苗祖痔清”。
该处方组方奇特，由麝香、牛黄、三七、冰片、炉甘石、琥珀等名贵中药组成，君臣佐使，共同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收敛生肌、活血止血的作用。
医学界认为：“苗祖痔清”中麝香气芳香、味辛、辛香走窜，具有消肿散结、开窍通络、祛恶漏肿痛、祛腐生肌之功；能引药透达，为通利关节之要药，同时还有清热解毒之功；炉甘石味甘性温、收湿敛疮，用于溃疡不敛；牛黄苦、甘、凉，具有清热解毒功效，配合珍珠、冰片以加强君药作用；三七味甘苦、性温、散瘀止血、消肿止痛，诸药相配，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收敛生肌，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痔疮。
现代医学证实，“苗祖痔清”具有清热解毒、祛腐生肌、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功效，适用于治疗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疼痛等疾病。
秉 志：(公元1886～1965年)，满族，字农山；河南开封人。著名中国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秉志于公元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
1915年，秉志与留美同仁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刊行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191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回国后，秉志决心开创中国的生物学研究。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创建了我国的第一个生物系；1922年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历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教授、主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秉志一生涉足过动物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昆虫学和古动物学等多种领域。他对鲤鱼的形态和江豚内脏的解剖分析以及对虎脑的研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曾培养几十名动物学家，桃李满天下。
秉志的祖父和父亲均以教书为生。他自幼随父读四书五经、文史诗词。父亲对他在思想品德方面要求严格。少时父亲的教导对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影响很深。
1900年，秉志丧父。1902年考入河南大学堂(后改称河南高等学堂)，学习英文、经学、数学、历史、地理等，同时仍努力攻读古文。入学前已是秀才，1903年考中举人。1904年由河南省政府选送入京师大学堂，四年后毕业。1909年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
在北京读书期间，秉志追求进步潮流，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他博览新书，特别对进化论等著作感兴趣。他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打破宗教迷信，有利于富国强民。因此，他决定赴美攻读生物学。
到美国后，秉志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在著名昆虫学家J.G.倪达姆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昆虫学。1913年获学士学位，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1918～1920年，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著名神经学家H.H.唐纳森，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
当时中国在北洋政府统治下，腐败落后，根本没有专门的科学机构。为了创建祖国的科学事业，1914年，秉志在美国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正式成立，秉志被选为五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
1920年回国后，秉志积极从事生物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领导工作。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次年改为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并根据本国情况，编写了教材。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1922年他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7年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当时国家贫穷，经费不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秉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南北两所，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生物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20～1937年，秉志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研究员。这期间，他往返于宁、京、沪等地，一肩双挑教学与科研两副担子。他为中国生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他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生物学等不同领域中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发表近四十篇学术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学术上有重要创见，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八年。由于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望，敌伪千方百计寻找他，企图拉他出来工作。他改名翟际潜，蓄须“隐居”，坚决不为日伪政府所用。为避敌伪的耳目，他从中国科学社躲到震旦大学，最后躲到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但仍孜孜不倦地坚持做学问，完成论著多种。同时，他以“骥千”和“伏枥”的笔名于报刊发表义正词严的文章，揭露敌人滔天罪行，激励人民抗战情绪。在敌人恐怖统治下，秉志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硬骨头。
抗战胜利后，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同时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做研究工作(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已被日寇烧毁)。他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秉志继任复旦大学教授至1952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时，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找秉志谈话，希望他出任副院长。秉志再三谦让，周总理终于接受了他的诚意。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先后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和研究员，1955年被骋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秉志在水生生物所和动物所主要进行鱼类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在最后十年中，秉志集中精力对鲤鱼形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两本，充实和加深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秉志长期坚持业余研究进化理论，四十多年中颇有心得与创见，发表专著多种。他一贯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从1915年开始共写科普文章四十余篇，多见于《科学》和《科学画报》，还有单独成册者。
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忱，他善诗文，经常以诗文表达自己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见解与感受，留下诗作近二百首(内部刊行)，在报刊发表政论性文章十余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未计)。
秉志是中国动物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1934年成立时，被选为会长，后任理事长。他曾是中国科联常委、中国科协委员、多种全国性学会的理事和委员。
秉志一生经历了清末封建王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几个时期，他深知人民江山来之不易，真诚无比地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购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
1949～1965年，秉志曾任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建立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和生物研究所：
1920年，秉志回到祖国，立即满腔热情地为开创中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忘我地工作。
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当时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教普通动物学。他的教学法，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和启发性，使学生对动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由学农转学动物学的有半数之多。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回忆说：“这不仅是教授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
秉志在南京高师拼命苦干，生物系创立后，发展十分迅速。四年后，师生已达八十多人。当时学校无钱购置仪器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并节衣缩食、用自己的薪金添置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有两个暑假，秉志还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标本，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秉志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经常说：“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2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在南京成立，秉志被推任所长。初创的研究所条件十分简陋，由中国科学社(当时已由美国迁至南京)拨出两间旧房作为所址。社里每年拨二百四十元办公费，只够支付一个事务员的薪水，研究人员均由邻近大学的教师兼职。他们与秉志一样不取报酬，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义务工作。秉志多次用自己的薪金为研究所添置必需的仪器。他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大家都勤奋努力。秉志在南京高师生物系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倡导和培育了勤俭刻苦、努力好学的优良学风。这在当时学术界是有口皆碑，享有盛誉的。
秉志常说：“科学决不辜负苦心钻研的勤学之人。”日积月累，勤奋结硕果，从1922～1937年，生物研究所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除了主要开展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还对中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写出研究论文达数百篇，主要发表在研究所的专刊上。起初每年出版五十期为一卷，后来动植物分开，单动物部分就年出十期为一卷。
斐然的成绩，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前来交换刊物的达六百多处。国内社会团体也纷纷热情予以资助。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该会使用的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给生物研究所的拨款增加了二三倍，生物研究所才得以添置仪器及图书，并增聘了专职研究人员。
生物研究所的创办和发展，充分显示了秉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干。此外，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秉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给中国人争气，他几次拒绝了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的重金礼聘。他也不理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里那些以“恩赐者”自居的美国董事们的指手划脚。他以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生物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8年，秉志又创办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该所不像南京生物研究所那样艰辛，开办时就有尚志学会捐助经费，后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大力资助。图书设备较好，研究人员也较多，因此研究成果比生物研究所更多。
南京高师(抗战前已是中央大学)生物系和南北两所，在秉志的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从无到有，直到具有一定的规模，不仅科研成果丰硕，而且培养出一批生物学的骨干人才，以后成为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秉志被公认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
2.在动物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多方面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动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秉志的学识极为广博，在读书时期，他从昆虫学一直学到人体解剖学。从事研究工作又触类旁通，范围更广。他在形态学、生理学、分类学、昆虫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就。他生前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五篇，将其初步分类，计在脊椎动物形态学和生理学方面有二十八篇，其中神经解剖及神经生理学约占半数，昆虫学及昆虫生理学七篇，腹足类软体动物分类学十一篇，动物区系六篇，古生物学十一篇，考古学一篇。由此可见，秉志最擅长形态学和生理学，尤其精于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学。在昆虫学、古生物学和腹足类分类学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声望。
⑴.在昆虫学研究方面：
1913～1918年，秉志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从事昆虫学研究，发表论文３篇，开启了中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河。他在1915年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几种昆虫》，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昆虫学论文。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咸水蝇Ephydra Subopaca Loew的生物学》作为专著发表于康乃尔大学农业实验站专刊。该论文十分详细全面地研究了幼虫栖息于咸水中的一种蝇类的形态学、生态学，以及生长、变态、越冬等规律，特别观察和分析了各虫态的习性、适应性、体色和形态结构对其生存的重要保护性。该文是水生昆虫学的一项出色的研究成果。这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⑵.在神经细胞的生长研究方面：
1918～1920年，秉志在美国韦斯特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时，对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进行了详细研究，主要包括大型神经细胞的来源、生长方式、生长过程、形态变化等等，特别着重于大型神经细胞生长与年龄(性成熟)和性别的关系，是很有创见的研究。
⑶.在解剖学研究方面：
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术，二十年代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成绩卓著。
江豚分布于中国沿海及长江，其内部形态尚未有研究，秉志对江豚的大部分内脏器官进行了解剖和详细的描述。他的早期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回忆道：“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秉志在虎的大脑研究中，发现虎大脑额区皮层的运动细胞很大，是最突出的特征，表明与这些细胞有关的肌肉是高度发达的，以满足其强大力量和食肉活动的需要。对虎骨骼的研究着重描述和测量了与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部分，特别是相对颅腔容积的比较。这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重要资料。
⑷.在大脑皮层的功能研究方面：
秉志对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功能钻研很深。他对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重点研究了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定位，以及大脑皮层损伤后的影响，提出了在大脑皮层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规律。
此外，他在1937年发表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评，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动物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生的关系，指出了对各种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当时存在的研究空白，以及要全面了解在整个哺乳纲中大脑皮层功能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手段，还专门讨论了人类大脑皮层的较高的功能中心(如语言、记忆、思想等)。该文内容丰富，是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⑸.在分类区系调查方面：
秉志在1923年发表的《浙江沿海动物采集记》中指出，浙江沿海动物采集是对中国沿海动物调查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有四个目的：①研究中国海洋动物区系的分类与分布，②与欧美各博物馆交换标本，③为中国院校提供实验材料，④研究海产食品以促进渔业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初期，秉志对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就包括八门二十二纲，大小共六千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出色地完成了他本人所提出的四项任务，为开发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秉志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时所进行的软体动物分类学研究，重点是腹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在腹部有扁平肉质的足，背部有螺旋形的壳，如蜗牛、田螺等，贝壳是其重要特征，秉志主要研究螺类。他在中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和香港等地区广泛采集了大量软体动物标本，鉴定了许多新种。例如，1932年发表的《新疆腹足类软体动物》，记述了代表三科四属陆生腹足类的十种，其中半数为新种。
在化石的研究方面，秉志对昆虫、软体动物、鱼类、龟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了许多新科、新属和新种。他所研究的化石采自山东、热河、河南、内蒙、周口店、山西、抚顺、浙江、新疆等地，包括上新世、渐新世、始新世、白垩纪等时期的标本。他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一文发表于1928年，报道了属于蜚蠊目、膜翅目、鞘翅目、襀翅目、双翅目、蜉蝣目、广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的十二个新属，十三个新种。在那时以前，中国境内的昆虫化石，发现极少，仅个别外国学者进行过零星记述。秉志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分类与分布的研究，证明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生代昆虫区系，并分析了与亚洲其他个别地区昆虫化石之间的关系，大大地充实了比较空白的中生代昆虫的研究，在学术上是重大的贡献。
中国土地辽阔，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前，由于条件所限，当时中国生物学家对自己的“家底”还很不清楚。然而，外国学者垂涎三尺，不远万里到中国进行调查。秉志当时对此情况非常重视。在他的领导下，南北两所都进行了大量资源调查工作。他本人也在动物和古动物的调查和分类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有一批日本动物学者突然要到中国四川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立即组织力量赶在日本人前面深入四川调查采集。在经费有限、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发奋努力，又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协助，很快完成任务，满载而归，随即整理发表了论文。而日本人到了四川，人地生疏，困难重重，甚至有的死在四川。此事使日本人对秉志和生物研究所怀恨在心。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寇蓄意报复，把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把房屋烧为灰烬。
秉志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在各学科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还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鲤鱼实验形态学研究独具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秉志已年逾花甲，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使他欢欣鼓舞，工作更加积极。他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鲤鱼是中国淡水普通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与人民生活和渔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同时鲤鱼作为一种模式的硬骨鱼，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材料，在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脊椎动物发生和进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去在国内外均无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秉志制订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此外，还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秉志在鲤鱼研究中比较重点的几个方面是：骨骼肌、神经系统、水静机制和平衡系统。
鲤鱼的骨骼肌，过去尚无全面详确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将形态与功能联系起来的研究。秉志对鲤鱼骨骼肌的研究力求详尽与精确，对每一肌肉都经过多次解剖观察，分析其构造及其与骨骼的关系，并由此推及其功能。鲤鱼的骨骼肌共有三百四十四条，除四条是单独的肌肉外，其余三百四十条成为一百七十对，在鱼体左右两侧对称排列。秉志按其生理功能，将所有的骨骼肌分为三大类，论证了鲤鱼骨骼肌发达的程度，是适应其生活习性和生理需要的结果。
秉志对鱼脑的结构、功能与进化钻研很深，曾发表关于鱼脑的综评，从鱼类的进化地位讨论鱼脑的结构，比较各类鱼脑结构的差别，分析鱼脑的特点与鱼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关系。对鲤鱼神经系统的研究，除以脑部为重点外，还包括脑神经、脊髓、脊神经、交感神经系统、各种感觉器官，秉志均在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生理和进化讨论了鲤鱼神经系统的特征。
若干种硬骨鱼的气鳔、韦氏器官及内耳构成一种机制，对鱼体在水中的活动及生理需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称为水静机制。鲤鱼的水静机制特别发达，功能也较完备，但尚无详细报告。秉志对鲤鱼的水静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不仅从解剖学、组织学详细精确地研究其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而且通过实验，观察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阐明其生理功能和对环境适应的重要性。
鱼类在水中生活，其平衡能力极为显著。鲤鱼的平衡系统，特别是其神经连索的细节和特点，尚未有专门报道。鲤鱼的前后侧线神经、前庭神经、延脑中的静止区、集合区及莫氏神经元、小脑及小脑瓣构成一个总的平衡系统，其中小脑本体与小脑瓣是最高平衡中心。秉志对鲤鱼的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结合鲤鱼的生活习性，通过各项实验证明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它们如何彼此联系，合作协调，以及平衡中心如何调节鱼体的平衡。
秉志晚年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完成《鲤鱼解剖》和《鲤鱼组织》两本专著。《鲤鱼解剖》一书对鲤鱼的外部形态及内部各系统各器官的结构，进行了系统和精确的描述，全部是直接观察的结果。对每一构造进行观察，都是解剖了很多标本，反复审核后定稿的。全书以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两章最为详尽。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鲤鱼形体演化的问题，使读者不仅可熟悉鲤鱼身体内外各部的构造，并可理解鲤鱼在自然环境中所居的地位，其形体各部分如何演化到今日的构造，以及将来发展的趋势。“解剖学不能只讲形体构造，应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进一步解释进化程序中的现象。”这是秉志一贯的指导思想，这在他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鲤鱼组织》是秉志的遗著，1983年出版。他生前已完成全部手稿及大部分插图和注释。他逝世后由研究室全体人员进行整理，增加了不少照片与图解，特别是补充了一些扫描电镜的图片和注释。全稿整理工作于1966年初完成后，经过秉志的早期学生伍献文、卢于道、崔之兰三位教授审核。由于文化大革命，该书未能及时出版。十几年中，由于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需要，有关科研单位、学校和生产部门等常派人到动物研究所手抄原稿。全书包括基本组织和器官组织两大部分，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最为全面详细，其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书中内容与图片均为直接观察所得，每一微细结构均经过反复审核。
秉志在进行鲤鱼研究时，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实验形态学”。他把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通过各种实验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从进化观点阐明生存竞争、适应环境等问题。这不仅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工作的特色，也促进了传统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秉志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直到晚年，在实验过程中仍亲自动手，尤其是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别人做的，也要亲自检查，要求极严，任何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对每项研究，总是做得完整全面，内容充实，才肯整理发表。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努力，埋头苦干。他曾说：“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他一直工作到逝世的前一天。
4.培育出一大批中国生物学英才：
秉志在几十年里为中国生物学界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成长为专家的数十人，直接或间接受过训练的学生逾千，真是桃李满天下。中国动物学界许多著名的老专家，都是秉志的学生。由于秉志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所以培养出许多专业不同的学生。以他们从事研究的对象来分，有脊椎动物中的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昆虫、甲壳动物、环形动物、线虫、扁虫、原生动物等等。以学科而论，有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等。
秉志对学生要求很严。特别是对年长的、造诣较深的早期学生，更是严格要求。他常对他们说：“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做呢，你们更要努力啊！”他的许多早期学生，直到古稀之年，仍然难以忘怀当初自己是如何在老师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下，迈进科学之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如何在老师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立志艰苦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由于秉志的言传身教，他的许多学生都秉承了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学风，成长为动物学界老一辈的著名专家，成为中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秉志晚年主持的实验形态研究室里大多数是青年人。秉志总是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他经常教导青年对待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这些教导一直铭记在他的学生们的心中。除了专业之外，秉志还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进步。他常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教育青年珍惜今天，努力工作。他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他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秉志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座右铭正是他一生治学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1965年2月21日，秉志因病逝世于北京。
秉志是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存、闪耀在中国科技史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王朝乃至春秋时期司炳，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炳，即火把，取亮之用，古代时期与“昞”、“昺”同义，但“昞”、“昺”二字与自然光亮相确，而“炳”特指人工火烛。两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在宫廷职掌火烛之官吏称“司炳”，亦称“司昞”、“司昺”。
在典籍《周礼·天官》中，称其为“炳仪”、后世文献中有称为“秉仪”者，专门在黄昏后点亮和保管宫内火烛，如同唐朝时期内宫的秉烛司，归由皇后管辖。
司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重要的诸侯国内宫大夫，同时兼管左右给事、宣传启奏。到唐、宋、金诸朝，还负责管理宫廷内部的经籍纸笔、珠宝首饰玩器财货等事务。
在司炳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司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秉氏、炳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大夫之后裔，属于以先祖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姓觿》引《姓考》记载：“秉姓，楚大夫之后。”春秋时期，楚国公族有大夫专职执圭，即执掌权圭，亦称秉圭。
圭，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或剑头形)下方，在典籍《说文解字》中注释：“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矦。从重土。楚爵有执圭。”
诸侯君主者，方有周王朝赐予的圭，其地位仅次于后来的君王之玺，高于兵权之虎符，执圭者代王执权，为诸侯君主最紧要的心腹重臣。
楚国的官职爵位中有“执圭”一职，俗称秉圭大夫，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秉圭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秉氏、执氏。
注：
该支秉氏到底出自哪一位楚国大夫，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邴豫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邴，是春秋早期的一个城邑，其故城原址在今河南省成武县，后来晋国的大夫邴豫封邑在邴，其后代遂用祖先的封邑“邴”作为自己的姓氏。后来也有的人省去邑字旁，以“丙”为姓，称丙氏；也有人以音讹字，改为秉氏。
在古代，“邴”亦作“枋”，为泰山下邑，居此者以为氏。齐国亦有邴邑，而亦有邴氏。
在史籍《左传》中记载有齐国大夫邴意兹，但在史籍《史记》中作则“秉意兹”，可见在古代邴氏亦称为秉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女官位秉仪，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秉仪，为金国时期皇后位下之女官，秩八品，属下有九品丞仪，负责掌管左右给事、宣传启奏、经籍纸笔等事务，可入廷事。
秉仪的婚配由皇后指定，多配予功臣，许带秩，即婚后仍享有做秉仪时的官秩(带薪下嫁)。
古女真族历来尊母，因此，秉仪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上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汉化称秉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女真族，出自金国时期女官位秉衣，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秉衣，为金国时期皇后位下之女官，秩九品，属下有九品奉衣，专职负责掌管皇后、嫔妃等的珠宝、首饰、玩器、财务，秉承担裁制缣事，即皇后、嫔妃等的服装设计与制作。
同秉仪一样，秉衣的婚配也由皇后指定，多配予功臣，但不带秩，即婚后不再享有做秉衣时的官秩(没的工资带)。
古女真族历来尊母，因此，秉衣的后裔子孙中有以祖上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汉化称秉氏。
第六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宋朝时期官位秉义郎，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宋朝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宋徽宗赵佶将“西头供奉官”改称“秉义郎”，为内侍省下属官员。
内侍省，是宋朝宦官的总机构，另设入内内侍省以统辖亲信宦官。在史籍《宋史·职官六》中介绍：“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后省，而入内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隶入内省。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
入内内侍省的宦官职衔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
内侍省宦官职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
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凡内侍初补者，称为小黄门，经恩迁补者，则为内侍黄门。宦官的高级官称另有内客典使、延福官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等。宋元丰年改制后，改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卫大夫、拱卫大夫等。
宋朝明令，不准宦官参预政事，故专设官阶，使不与士人混淆。授官最高不过“留后”，平日只“供洒扫”。不过，从宋神宗一朝起，又重用宦官。到宋徽宗时，宦官竟执握兵权。
南宋时期，痛感宦官之害，朝廷重申禁令，不许宦官干预朝政，不准兼兵职，不准申请提领外朝官职。如违反规定者，要受到流放两千里或除名的惩处。与此同时，又规定外戚只准“奉朝请”，坐享富贵，不准预政，不准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职务。
对于皇后、嫔妃等，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贼根本，起皇后阁前”，因此宫禁严密，几乎把她们与外廷隔绝；在舆论上，宣传“女后不可使预事”，“勿专政于女后”的政策。
这些做法都是接受汉、唐以来外戚宦官擅权，扰乱朝政的经验教训。
“西头供奉官”，实际上是宋朝时期武阶官名。在宋朝时期，军制将官阶分为五十四级，“西头供奉官”为第四十六阶，为从九品；改为“秉义郎”后，官阶升至从八品。
后有辽国、金国在军制中仿其制式，亦称“秉义郎”，不过不是由宦官担任，而是从军中抽拔功勋者担任。
秉义郎的后裔子孙和族人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秉氏。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清之际满族栋佳氏部落，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giya Hala，世居董佳城、嘉木湖、嘉哈、哈达等地，后大多冠汉姓为董氏、邓氏、陈氏。
至清军入关后，栋佳氏后裔满洲镶黄旗人陈秉直，在清顺治六年授平阴知县，后渐累官至浙江巡抚，加兵部右侍郎。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汉化称秉氏。
该支秉氏族人中能人倍出，大江南北皆有分布。
二.郡望：
扶风郡：周朝时期置郡，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咸阳市一带地区。汉朝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置右扶风，与京兆、左冯翊合为三辅，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以西、凤翔县一带。三国时期曹魏国改名为扶风郡，治所在隗里(今陕西兴平)，其时辖地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干县以西，秦岭以北、山东省平原县以南一带地区。五代时期后汉将其辖地定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一带地区。西晋朝时期移治到池阳(今陕西泾阳)，南北朝时期的北魏移治所到好畴(今陕西乾县)。隋、唐两朝以今陕西岐州一带为扶风郡。
黔中郡：今贵州黔东南自治州辖地。秦朝时期属黔中郡和象郡。西汉时期属武陵郡和牂牁郡。隋朝时期属牂牁郡、沅陵郡和治安郡。唐朝时期属黔中道，置有充州、应州、亮州等羁縻州和奖州等经制州。宋朝时期分属荆湖北路、夔州路和广南路，置有邛水县、安夷县和亮州、古州等羁縻州。元朝时期属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和湖广行省思州宣慰司，置有麻峡县、黄平府、镇远军民总管府及古州八万洞民总管府。明朝洪武年间设镇远、清浪、铜鼓、五开、偏桥、古州、清平、兴隆八卫；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废思州等宣慰司，置思州、镇远、黎平、新化四府，隶属贵州布政使司；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撤新华府并入黎平府；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置施秉、永从二县；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置麻哈州及清平县，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置镇远县；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置天柱县，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置黄平州。清朝康熙年间，镇远、偏桥、清平三卫分别并入镇远、施秉、清平县，兴隆卫并入黄平州；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改五开、铜鼓、清浪三卫，置开泰、锦屏、青溪三县；清雍正七～十一年(公元1729～1733年)，先后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台拱5厅，分属镇远、黎平、都匀三府管辖；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置下江厅，隶黎平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府、州、厅为县，设镇远、施秉、青溪、思县、邛水、天柱、锦屏、黎平、下江、永从、榕江、丹江、台拱、剑河、黄平、炉山、八寨、麻哈共十八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设黔东道，治镇远，领镇远、邛水等二十六县；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废道，各县直属于省；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思县易名岑巩县；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麻哈县更名麻江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全省建立十一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镇远，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黎平，后经过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和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两次调整，原第十行政督察区撤消，原第八行政督察区改为第一行政督察区(仍驻镇远)；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裁清溪县并入镇远等县，裁丹江县，将丹江河以西之地并入八寨县，八寨县易名丹寨县，丹江河以东之地并入台拱县，台拱县改名台江县；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以原丹江县区域建立雷山设置局，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改雷山设置局为雷山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全省分设八个专区，其中镇远专区辖炉山、黄平、余庆、施秉、镇远、雷山、台江、剑河、锦屏、天柱、三穗、岑巩十二个县，黎平、从江、榕江、丹寨、麻江五县属独山专区(公元1952年改为都匀专区)。1956年4月18日，国务院以[56]国设司第30号文件批复，撤消镇远专区，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镇远专区的余庆县划归遵义专区，都匀专区的麻江、丹寨、黎平、从江、榕江五县划入黔东南自治州，自治州辖十六个县，州人民政府驻凯里，7月23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1958年12月调整行政区划，丹寨、麻江、炉山、雷山四县合并建凯里县，台江县并入剑河县，从江县并入榕江县，施秉县并入黄平县，岑巩县、三穗县并入镇远县，天柱县并入锦屏县，全州设七个县。1961年8月和1962年10月，先后恢复天柱、从江、雷山、麻江四县和施秉、三穗、岑巩、台江、丹寨五县建置，自治州仍辖十六个县。1983年8月，国务院批准撤消凯里县建立凯里市。自此，黔东南自治州辖一市十五县。
三.历史名人：
秉阿爷：(生卒年待考)，苗族；贵州施秉人。著名中药“苗祖痔清”传世人。
“苗祖痔清”处方来源于贵州施秉苗族地区，该处方是在长征中参加过飞夺泸定桥战斗的战斗英雄、老红军吴荣政(公元1915～1973年)在生前奉献的。
当年，吴荣政在长征途中作战受伤，曾在贵州施秉苗寨养伤，当时痔疮发作，痛苦不堪。苗寨中一位秉姓的苗阿爷为其将痔疮治愈，并把祖传秘方传授于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贵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吴荣政将珍藏几十年的药方献出。经现代高科技手段研制并通过药理、毒理、临床验证，药监部门批准上市，为了了却老红军的心愿，故名“苗祖痔清”。
该处方组方奇特，由麝香、牛黄、三七、冰片、炉甘石、琥珀等名贵中药组成，君臣佐使，共同起到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收敛生肌、活血止血的作用。
医学界认为：“苗祖痔清”中麝香气芳香、味辛、辛香走窜，具有消肿散结、开窍通络、祛恶漏肿痛、祛腐生肌之功；能引药透达，为通利关节之要药，同时还有清热解毒之功；炉甘石味甘性温、收湿敛疮，用于溃疡不敛；牛黄苦、甘、凉，具有清热解毒功效，配合珍珠、冰片以加强君药作用；三七味甘苦、性温、散瘀止血、消肿止痛，诸药相配，共奏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收敛生肌，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痔疮。
现代医学证实，“苗祖痔清”具有清热解毒、祛腐生肌、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功效，适用于治疗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疼痛等疾病。
秉 志：(公元1886～1965年)，满族，字农山；河南开封人。著名中国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秉志于公元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
1915年，秉志与留美同仁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刊行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191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0年回国后，秉志决心开创中国的生物学研究。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创建了我国的第一个生物系；1922年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历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教授、主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等职。
秉志一生涉足过动物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昆虫学和古动物学等多种领域。他对鲤鱼的形态和江豚内脏的解剖分析以及对虎脑的研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曾培养几十名动物学家，桃李满天下。
秉志的祖父和父亲均以教书为生。他自幼随父读四书五经、文史诗词。父亲对他在思想品德方面要求严格。少时父亲的教导对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影响很深。
1900年，秉志丧父。1902年考入河南大学堂(后改称河南高等学堂)，学习英文、经学、数学、历史、地理等，同时仍努力攻读古文。入学前已是秀才，1903年考中举人。1904年由河南省政府选送入京师大学堂，四年后毕业。1909年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
在北京读书期间，秉志追求进步潮流，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他博览新书，特别对进化论等著作感兴趣。他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打破宗教迷信，有利于富国强民。因此，他决定赴美攻读生物学。
到美国后，秉志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在著名昆虫学家J.G.倪达姆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昆虫学。1913年获学士学位，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1918～1920年，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著名神经学家H.H.唐纳森，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
当时中国在北洋政府统治下，腐败落后，根本没有专门的科学机构。为了创建祖国的科学事业，1914年，秉志在美国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正式成立，秉志被选为五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
1920年回国后，秉志积极从事生物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领导工作。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次年改为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并根据本国情况，编写了教材。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1922年他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7年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当时国家贫穷，经费不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秉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南北两所，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生物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20～1937年，秉志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研究员。这期间，他往返于宁、京、沪等地，一肩双挑教学与科研两副担子。他为中国生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他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生物学等不同领域中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发表近四十篇学术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学术上有重要创见，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八年。由于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望，敌伪千方百计寻找他，企图拉他出来工作。他改名翟际潜，蓄须“隐居”，坚决不为日伪政府所用。为避敌伪的耳目，他从中国科学社躲到震旦大学，最后躲到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但仍孜孜不倦地坚持做学问，完成论著多种。同时，他以“骥千”和“伏枥”的笔名于报刊发表义正词严的文章，揭露敌人滔天罪行，激励人民抗战情绪。在敌人恐怖统治下，秉志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硬骨头。
抗战胜利后，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同时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做研究工作(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已被日寇烧毁)。他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秉志继任复旦大学教授至1952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时，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找秉志谈话，希望他出任副院长。秉志再三谦让，周总理终于接受了他的诚意。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先后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和研究员，1955年被骋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秉志在水生生物所和动物所主要进行鱼类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在最后十年中，秉志集中精力对鲤鱼形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两本，充实和加深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秉志长期坚持业余研究进化理论，四十多年中颇有心得与创见，发表专著多种。他一贯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从1915年开始共写科普文章四十余篇，多见于《科学》和《科学画报》，还有单独成册者。
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忱，他善诗文，经常以诗文表达自己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见解与感受，留下诗作近二百首(内部刊行)，在报刊发表政论性文章十余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未计)。
秉志是中国动物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1934年成立时，被选为会长，后任理事长。他曾是中国科联常委、中国科协委员、多种全国性学会的理事和委员。
秉志一生经历了清末封建王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几个时期，他深知人民江山来之不易，真诚无比地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购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
1949～1965年，秉志曾任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建立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和生物研究所：
1920年，秉志回到祖国，立即满腔热情地为开创中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忘我地工作。
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当时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教普通动物学。他的教学法，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和启发性，使学生对动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由学农转学动物学的有半数之多。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回忆说：“这不仅是教授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
秉志在南京高师拼命苦干，生物系创立后，发展十分迅速。四年后，师生已达八十多人。当时学校无钱购置仪器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并节衣缩食、用自己的薪金添置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有两个暑假，秉志还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标本，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秉志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经常说：“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2年8月18日，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在南京成立，秉志被推任所长。初创的研究所条件十分简陋，由中国科学社(当时已由美国迁至南京)拨出两间旧房作为所址。社里每年拨二百四十元办公费，只够支付一个事务员的薪水，研究人员均由邻近大学的教师兼职。他们与秉志一样不取报酬，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义务工作。秉志多次用自己的薪金为研究所添置必需的仪器。他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大家都勤奋努力。秉志在南京高师生物系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倡导和培育了勤俭刻苦、努力好学的优良学风。这在当时学术界是有口皆碑，享有盛誉的。
秉志常说：“科学决不辜负苦心钻研的勤学之人。”日积月累，勤奋结硕果，从1922～1937年，生物研究所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除了主要开展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还对中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写出研究论文达数百篇，主要发表在研究所的专刊上。起初每年出版五十期为一卷，后来动植物分开，单动物部分就年出十期为一卷。
斐然的成绩，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前来交换刊物的达六百多处。国内社会团体也纷纷热情予以资助。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该会使用的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给生物研究所的拨款增加了二三倍，生物研究所才得以添置仪器及图书，并增聘了专职研究人员。
生物研究所的创办和发展，充分显示了秉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干。此外，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秉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给中国人争气，他几次拒绝了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的重金礼聘。他也不理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里那些以“恩赐者”自居的美国董事们的指手划脚。他以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生物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8年，秉志又创办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该所不像南京生物研究所那样艰辛，开办时就有尚志学会捐助经费，后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大力资助。图书设备较好，研究人员也较多，因此研究成果比生物研究所更多。
南京高师(抗战前已是中央大学)生物系和南北两所，在秉志的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从无到有，直到具有一定的规模，不仅科研成果丰硕，而且培养出一批生物学的骨干人才，以后成为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秉志被公认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
2.在动物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多方面成就：
作为中国近代动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秉志的学识极为广博，在读书时期，他从昆虫学一直学到人体解剖学。从事研究工作又触类旁通，范围更广。他在形态学、生理学、分类学、昆虫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就。他生前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五篇，将其初步分类，计在脊椎动物形态学和生理学方面有二十八篇，其中神经解剖及神经生理学约占半数，昆虫学及昆虫生理学七篇，腹足类软体动物分类学十一篇，动物区系六篇，古生物学十一篇，考古学一篇。由此可见，秉志最擅长形态学和生理学，尤其精于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学。在昆虫学、古生物学和腹足类分类学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声望。
⑴.在昆虫学研究方面：
1913～1918年，秉志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从事昆虫学研究，发表论文３篇，开启了中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河。他在1915年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几种昆虫》，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昆虫学论文。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咸水蝇Ephydra Subopaca Loew的生物学》作为专著发表于康乃尔大学农业实验站专刊。该论文十分详细全面地研究了幼虫栖息于咸水中的一种蝇类的形态学、生态学，以及生长、变态、越冬等规律，特别观察和分析了各虫态的习性、适应性、体色和形态结构对其生存的重要保护性。该文是水生昆虫学的一项出色的研究成果。这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⑵.在神经细胞的生长研究方面：
1918～1920年，秉志在美国韦斯特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时，对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进行了详细研究，主要包括大型神经细胞的来源、生长方式、生长过程、形态变化等等，特别着重于大型神经细胞生长与年龄(性成熟)和性别的关系，是很有创见的研究。
⑶.在解剖学研究方面：
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术，二十年代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成绩卓著。
江豚分布于中国沿海及长江，其内部形态尚未有研究，秉志对江豚的大部分内脏器官进行了解剖和详细的描述。他的早期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回忆道：“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秉志在虎的大脑研究中，发现虎大脑额区皮层的运动细胞很大，是最突出的特征，表明与这些细胞有关的肌肉是高度发达的，以满足其强大力量和食肉活动的需要。对虎骨骼的研究着重描述和测量了与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部分，特别是相对颅腔容积的比较。这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重要资料。
⑷.在大脑皮层的功能研究方面：
秉志对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功能钻研很深。他对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重点研究了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定位，以及大脑皮层损伤后的影响，提出了在大脑皮层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规律。
此外，他在1937年发表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评，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动物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生的关系，指出了对各种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当时存在的研究空白，以及要全面了解在整个哺乳纲中大脑皮层功能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手段，还专门讨论了人类大脑皮层的较高的功能中心(如语言、记忆、思想等)。该文内容丰富，是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⑸.在分类区系调查方面：
秉志在1923年发表的《浙江沿海动物采集记》中指出，浙江沿海动物采集是对中国沿海动物调查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有四个目的：①研究中国海洋动物区系的分类与分布，②与欧美各博物馆交换标本，③为中国院校提供实验材料，④研究海产食品以促进渔业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初期，秉志对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就包括八门二十二纲，大小共六千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出色地完成了他本人所提出的四项任务，为开发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秉志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时所进行的软体动物分类学研究，重点是腹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在腹部有扁平肉质的足，背部有螺旋形的壳，如蜗牛、田螺等，贝壳是其重要特征，秉志主要研究螺类。他在中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和香港等地区广泛采集了大量软体动物标本，鉴定了许多新种。例如，1932年发表的《新疆腹足类软体动物》，记述了代表三科四属陆生腹足类的十种，其中半数为新种。
在化石的研究方面，秉志对昆虫、软体动物、鱼类、龟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了许多新科、新属和新种。他所研究的化石采自山东、热河、河南、内蒙、周口店、山西、抚顺、浙江、新疆等地，包括上新世、渐新世、始新世、白垩纪等时期的标本。他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一文发表于1928年，报道了属于蜚蠊目、膜翅目、鞘翅目、襀翅目、双翅目、蜉蝣目、广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的十二个新属，十三个新种。在那时以前，中国境内的昆虫化石，发现极少，仅个别外国学者进行过零星记述。秉志对中国白垩纪昆虫分类与分布的研究，证明中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生代昆虫区系，并分析了与亚洲其他个别地区昆虫化石之间的关系，大大地充实了比较空白的中生代昆虫的研究，在学术上是重大的贡献。
中国土地辽阔，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前，由于条件所限，当时中国生物学家对自己的“家底”还很不清楚。然而，外国学者垂涎三尺，不远万里到中国进行调查。秉志当时对此情况非常重视。在他的领导下，南北两所都进行了大量资源调查工作。他本人也在动物和古动物的调查和分类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有一批日本动物学者突然要到中国四川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立即组织力量赶在日本人前面深入四川调查采集。在经费有限、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发奋努力，又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协助，很快完成任务，满载而归，随即整理发表了论文。而日本人到了四川，人地生疏，困难重重，甚至有的死在四川。此事使日本人对秉志和生物研究所怀恨在心。1937年南京沦陷后，日寇蓄意报复，把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把房屋烧为灰烬。
秉志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在各学科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还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3.鲤鱼实验形态学研究独具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秉志已年逾花甲，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使他欢欣鼓舞，工作更加积极。他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鲤鱼是中国淡水普通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与人民生活和渔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同时鲤鱼作为一种模式的硬骨鱼，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材料，在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脊椎动物发生和进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去在国内外均无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秉志制订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此外，还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秉志在鲤鱼研究中比较重点的几个方面是：骨骼肌、神经系统、水静机制和平衡系统。
鲤鱼的骨骼肌，过去尚无全面详确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将形态与功能联系起来的研究。秉志对鲤鱼骨骼肌的研究力求详尽与精确，对每一肌肉都经过多次解剖观察，分析其构造及其与骨骼的关系，并由此推及其功能。鲤鱼的骨骼肌共有三百四十四条，除四条是单独的肌肉外，其余三百四十条成为一百七十对，在鱼体左右两侧对称排列。秉志按其生理功能，将所有的骨骼肌分为三大类，论证了鲤鱼骨骼肌发达的程度，是适应其生活习性和生理需要的结果。
秉志对鱼脑的结构、功能与进化钻研很深，曾发表关于鱼脑的综评，从鱼类的进化地位讨论鱼脑的结构，比较各类鱼脑结构的差别，分析鱼脑的特点与鱼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关系。对鲤鱼神经系统的研究，除以脑部为重点外，还包括脑神经、脊髓、脊神经、交感神经系统、各种感觉器官，秉志均在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生理和进化讨论了鲤鱼神经系统的特征。
若干种硬骨鱼的气鳔、韦氏器官及内耳构成一种机制，对鱼体在水中的活动及生理需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称为水静机制。鲤鱼的水静机制特别发达，功能也较完备，但尚无详细报告。秉志对鲤鱼的水静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不仅从解剖学、组织学详细精确地研究其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而且通过实验，观察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阐明其生理功能和对环境适应的重要性。
鱼类在水中生活，其平衡能力极为显著。鲤鱼的平衡系统，特别是其神经连索的细节和特点，尚未有专门报道。鲤鱼的前后侧线神经、前庭神经、延脑中的静止区、集合区及莫氏神经元、小脑及小脑瓣构成一个总的平衡系统，其中小脑本体与小脑瓣是最高平衡中心。秉志对鲤鱼的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结合鲤鱼的生活习性，通过各项实验证明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它们如何彼此联系，合作协调，以及平衡中心如何调节鱼体的平衡。
秉志晚年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完成《鲤鱼解剖》和《鲤鱼组织》两本专著。《鲤鱼解剖》一书对鲤鱼的外部形态及内部各系统各器官的结构，进行了系统和精确的描述，全部是直接观察的结果。对每一构造进行观察，都是解剖了很多标本，反复审核后定稿的。全书以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两章最为详尽。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鲤鱼形体演化的问题，使读者不仅可熟悉鲤鱼身体内外各部的构造，并可理解鲤鱼在自然环境中所居的地位，其形体各部分如何演化到今日的构造，以及将来发展的趋势。“解剖学不能只讲形体构造，应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进一步解释进化程序中的现象。”这是秉志一贯的指导思想，这在他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鲤鱼组织》是秉志的遗著，1983年出版。他生前已完成全部手稿及大部分插图和注释。他逝世后由研究室全体人员进行整理，增加了不少照片与图解，特别是补充了一些扫描电镜的图片和注释。全稿整理工作于1966年初完成后，经过秉志的早期学生伍献文、卢于道、崔之兰三位教授审核。由于文化大革命，该书未能及时出版。十几年中，由于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需要，有关科研单位、学校和生产部门等常派人到动物研究所手抄原稿。全书包括基本组织和器官组织两大部分，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最为全面详细，其内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书中内容与图片均为直接观察所得，每一微细结构均经过反复审核。
秉志在进行鲤鱼研究时，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实验形态学”。他把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通过各种实验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从进化观点阐明生存竞争、适应环境等问题。这不仅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工作的特色，也促进了传统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秉志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直到晚年，在实验过程中仍亲自动手，尤其是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别人做的，也要亲自检查，要求极严，任何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对每项研究，总是做得完整全面，内容充实，才肯整理发表。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努力，埋头苦干。他曾说：“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他一直工作到逝世的前一天。
4.培育出一大批中国生物学英才：
秉志在几十年里为中国生物学界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成长为专家的数十人，直接或间接受过训练的学生逾千，真是桃李满天下。中国动物学界许多著名的老专家，都是秉志的学生。由于秉志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所以培养出许多专业不同的学生。以他们从事研究的对象来分，有脊椎动物中的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昆虫、甲壳动物、环形动物、线虫、扁虫、原生动物等等。以学科而论，有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等。
秉志对学生要求很严。特别是对年长的、造诣较深的早期学生，更是严格要求。他常对他们说：“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做呢，你们更要努力啊！”他的许多早期学生，直到古稀之年，仍然难以忘怀当初自己是如何在老师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下，迈进科学之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如何在老师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立志艰苦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由于秉志的言传身教，他的许多学生都秉承了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学风，成长为动物学界老一辈的著名专家，成为中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秉志晚年主持的实验形态研究室里大多数是青年人。秉志总是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他经常教导青年对待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这些教导一直铭记在他的学生们的心中。除了专业之外，秉志还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进步。他常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教育青年珍惜今天，努力工作。他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他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秉志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座右铭正是他一生治学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1965年2月21日，秉志因病逝世于北京。
秉志是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存、闪耀在中国科技史上。
